[11]但是，一个细小却值得注意的问题是，在宪法修正案的原产地美国，保持宪法文本的稳定并非制宪者设计宪法修正案的初衷，这一点甚至不在建国之父们的考虑之中。

但伴随内地与港澳之间经济文化联系日益紧密，三地间出现了大量的流动人口，而三地间关于基本权利和义务的规定并不一致，无法简单叠加。但这一依据曾经一度受到香港上诉法庭的司法审查而被认定无效。

基本法没有明确规定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享有宪法解释权或者宪法解释提请权，但基本法的自足性并不意味着其授权模式的封闭性，简单地从基本法缺乏显性授权条款便否认特别行政区拥有宪法解释提请权，是对宪法与基本法关系的误解。基本法亦在序言中明确规定是根据宪法由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所以，宪法是在特别行政区具有效力的根本法，宪法与基本法共同构成了特别行政区的宪制秩序，基本法体现了宪法的制度构造和基本精神。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果通过宪法解释回应宪法争议，进一步对一国两制的宪法精神进行权威而详尽的阐释，不仅有利于平息争议，缓解香港社会广泛存在的法治焦虑，而且适应香港社会的法治思维和传统，对于治理香港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但是，宪法第31条和基本法的规定，仅仅在于特别行政区国家机关应当主要适用基本法处理特别行政区事务，并不是在全国性法律与基本法之间截然分割，即并没有也不可能切断全国性法律与基本法和特别行政区事务之间的联系。(三) 特别行政区有维护国家法制统一的义务 普通法院解释宪法和法律的国家奉行司法中心主义，而宪法法院或专门机关解释宪法的国家既将宪法解释作为监督宪法实施的司法过程，又将之视为政治过程，一切法律、法规、命令和行为均不得违反宪法，所有国家机关均具有遵守宪法、保障宪法实施的职责。

(二) 基本法的适用与解释引发争议 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法院拥有案件的终审权并且有权解释基本法。第二，在行政长官的产生上。（一）诉判一致性原理与行政诉讼 在诉讼法上，诉讼请求、法院审理和法院判决具有密切的关系。

与日本的无效认定标准相比，我国是用立法的形式确立了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准，但在实践中，法院有时并不能清楚地论证何为重大明显的违法，更多的是列举出事实，简单地定性，归入重大且明显违法之中，甚至根本不提重大且明显标准。鉴于现实的复杂性，应当允许法院在这一判断标准的实质精神的指引下，对并非明显违法的特定行政行为作出无效认定。[21] （1）明显性补充要件说 日本最高法院并没有固守重大且明显说，在特定情形下也采用了其他标准。在王廷文诉沁源县人民政府行政行为无效案中，晋城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县政府没有调查，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

[41]河南省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豫14行终23号行政判决书。面对无效行政行为，法院是否需要依职权审查并作出确认无效判决，行政行为无效的实体法标准在判决类型的选择上具有怎样的意义，这些问题须进一步厘清。

诉讼过程是诉权的实现过程，诉权对法院的审理、判决具有拘束作用。明显是指行政行为的瑕疵一般人很容易分辨。这些法律主要包括两类，第一类是针对乱罚款、乱收费、乱摊派等现象的。概言之，在撤销诉讼中，法院只需要审查行政行为是否构成违法，而无需审查其是否构成无效，亦可释明转换为确认无效诉讼。

[31]当然，何为一般理性人的判断，通常是由法院来认定的。[29]在董全军诉即墨市商务局行政许可案中，即墨市人民法院较为鲜见地对重大与明显作出解释。[3]当然，对于其他的违法行为，相对人也有权提出质疑，但因该行为仍具有公定力，在提出行政救济请求之前，相对人仍然有必要履行行政行为所要求的义务。不能动辄将行政行为的瑕疵认定为无效，这样才能保证行政的效率，保护相对人正当合理的信赖。

为突破重大且明显说的局限，一是可以宽松解释重大且明显标准，但这一办法在解释上仍不可突破重大和明显的文义范围。行政行为无效在救济法上的效果对于其在实体法上的效果有保障作用，确认无效判决就是其重要保障机制之一。

综上，该结婚登记行政行为存在重大、明显违法情形，属无效行政行为，应予确认无效。第二种情形是指行政厅在具体情况下以诚实执行职务所当然要求的程度调查相关事实，参照该事实即可发现是否出现了明显的误认。

它是指行政行为仅限于存在重大而且明显的瑕疵时才是无效的。毕竟，立法确定重大且明显标准之后，实践中仍有可能虽有作出无效认定的必要却不符合重大且明显标准的情形。[51] 当然，法院并不是只能一味被动地按照原告的诉讼请求作出判决，还有其他两种可能的制度。前期纯粹法学基于法的归属说提出了形式逻辑的无效论。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行终字第00780号行政判决书。参见王锡锌：《行政行为无效理论与相对人抵抗权问题探讨》，《法学》2001年第10期，第19页以下。

也就是说，仅仅是侵益性行政行为缺乏授权根据，才构成无效。[24]虽然日本最高法院反复将瑕疵的重大明显性作为行政行为无效的标志加以强调，但已有诸多学者指出，在最高法院的判例中常常可以看到，它未必局限于重大且明显的标准。

损益性行政行为‘法无明文授权即属超越职权，授益性行政行为不能一概适用这一标准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行申3007号行政裁定书。[46]云南省腾冲市人民法院（2016）云0581行初16号行政判决书。

要作出回答，就要在理论上进一步追问为什么要确立行政行为无效制度，以及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无效制度。第二是在原告诉讼请求的范围之内，法院直接改作其他类型的判决。

在张怀兰、段培勇、段培丽诉腾冲市人民政府变更土地登记案中，在土地使用证上的土地使用者登记处被刮白后，行政机关就直接进行了使用者的变更，法院认为，该变更登记证据不足，属重大明显违法情形，依法应确认为无效行政行为。而应予撤销行政行为的认定权则具有特定性，服从撤销程序的排他性管辖，除作出该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外，一般由行政复议机关或法院撤销违法的行政行为。对于纯粹法学的这种观点，有评论认为，其中存在根本的误解，即不承认法规的性质目的存在种种区别，认为它们同样都是行政行为的有效要件，凯尔森、默克尔等所说的只是一种空想。行政诉讼法（2014年修正）将撤销判决与确认无效判决相并列。

它区分了一般违法与无效，但也只是在判决的原因上作出区分。一般认为，根据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我国的行政诉讼是主观诉讼，权利救济是行政诉讼法的首要目的。

当然，如果能在明显性标准上采取日本的违反调查义务说，也就放宽了无效认定的标准，只是这对行政机关会稍显严格。[54]但是，这实际上否定了被告针对无效进行辩驳的机会，有违正当程序原则。

[13] 行政行为的瑕疵多种多样，事前的规范、概念或目的固然在行政行为是否无效的判断上具有重要意义，但仅此还无法逻辑地演绎出无效与撤销的区分。[18]参见藤田宙靖『行政法総論』青林書院2013年251頁。

这些事由只有放在个案中才能有适当的理解和适用。理论上一般倾向于采取客观的明显说，即以一般正常人或者说平均理性人的判断为标准，这也是非行政法院者可以审查无效行政行为的原因。这就与奥托·迈耶的瑕疵论较为接近。司法的监督功能可以通过全面审查、职权调查、举证责任的分配等来实现，监督功能镶嵌在诉讼救济之中，同时受救济功能约束。

行政行为的法定要件有性质或价值上的轻重差异，相应地可区分出行政行为的无效与应予撤销。但被上诉人所作处罚决定在法定自由裁量权幅度内，没有显失公正的情况，对石小军作出拘留10日的处罚并无明显不当，故该程序违法对原告石小军的权利不产生实质性影响，故而，不属于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行为无效情形。

这与日本地方法院采取的违反调查义务说具有相近之处。在个案中，法院实际上是在衡量相对人的利益、第三人的利益以及因承认无效可能导致无法实现行政目的的损失、法安定性等的基础上，确定行政行为是否无效、是否应当由法院提供救济。

如果制度的宗旨在于只要有处分就应尽量在起诉期限内提起撤销诉讼，在重大之外，还可以考虑具体情况的利益衡量要件的加重。[3]有学者主张相对人对无效行政行为享有抵抗权，但也认为可通过请求宣告无效之诉的制度来对相对人进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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